??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，減少不必要的人員流動，2021年春節各地方政府倡導“就地過年”，許多流動人口選擇配合政府決策，留在工作地過年，使得2021年春節流動人口規模大幅減少。但由于各地政策、流動人口情況等情況存在較大差異，各地“就地過年”人口比例各不相同。據智聯招聘對異地就業人群的調研數據，這些就地過年人員的特征也比較突出，包括與家人同住、來自農村、收入較高等。考慮到“就地過年”人員的特征標簽，一定意義上講，能留下更多在“外地有家”的人，說明該城市的人口粘性更高，亦與城市購房需求和能力正相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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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?2021年全國春節遷徙總量減少44%

??一二線城市“就地過年”響應度更高

??受“就地過年”政策的影響，2021年春節前后全國總體遷徙量僅為2019年同期1的56%，較2020年同期也有18%的降幅。分能級來看，一二線城市“就地過年”比重略高于三四線城市，反應在人口遷徙指數上即降幅更低，其春節期間人口遷徙規模是2019年同期的54%，比三四線城市低了約4個百分點。總體來看，一二線城市“就地過年”政策落實程度更高，也與智聯招聘調研的高收入、來自農村等異地就業人群特征相匹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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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?廣州躍居春節遷徙規模榜首

??政策響應度較高的京、滬排名明顯下滑

??分城市來看，廣州替代北京，成為2021年春節期間人口遷徙總量榜首城市，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，一是歸功于南方地區疫情比較穩定，二是由于廣州屬于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占主導的城市，產業工人依然占據較大比重，由于居住條件相對欠佳，這類人群“就地過年”的意愿尤其低，因此春節期間人口遷徙規模躍居全國第一。成都較2019年提升了2個位次，居于第二位，深圳則排在第三位，前三甲城市均是人口規模較大、外來人口比重較高的城市。

而被廣州取代的北京，受疫情的影響，春節期間人口遷徙規模較2019年下降了11個位次，降至12位；重慶也下降了4個位次，居于第10位；上海也下降了1個位次，居于第6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三城均為直轄市，城市管理水平相對較高，尤其是京、滬，在春節之前兩城均有零星、散發病例出現，“就地過年”政策實施效果明顯優于其他城市，因而2021年人口遷徙規模明顯下滑。此外，受疫情影響相對較小的中西部城市排位有明顯提升，典型如鄭州和長沙，均提升了5個位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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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?哈爾濱、石家莊、北京“就地過年”

??比重居前三甲，西部城市處于相對低位

??如果我們把2019年春節人口遷徙當作基年，將2021年春節期間各城市人口遷徙量與2019年農歷同期相比，可以估算各城市“就地過年”的比例。通過測算，可以把這些城市分為三類：

??第一類，受確診病例出現的影響，“就地過年”比重較高的城市。這類城市包含哈爾濱、石家莊、北京、長春、大連、天津、上海等，其“就地過年”比重均接近或超過六成，這些城市，無一例外，均是春節前夕有本地病例確診、有中高風險區的城市。

??第二類，春節期間不涉及本地確診病例的城市中，“就地過年”比重最高的城市，這類城市值得重點關注。這類城市包含重慶、寧波、南京、蘇州、青島、太原、杭州、武漢、廈門和福州，其“就地過年”比重均超四成。從區域分布上來看，這類城市大都集中在長三角區域，這類城市由于產業、經濟比較發達，尤其是“搶人大戰”之后，獲取的高層次、高學歷人才比較多，這些人群的收入水平上明顯優于勞動密集型產業人群，同時在“就地過年”的補貼上面，力度也比較強，典型如杭州，對給予“就地過年”的人群給予1000元補貼。在高福利、高保障、高預期的影響之下，這類城市對于外來人口的粘性也更高，外來人口購房需求的轉化比例更值得看好。

??第三類，就地過年比重較低的城市。這類城市大都集中在中西部區域，譬如長沙、南昌、鄭州、成都等城市，“就地過年”比重均低于四成。至于原因，一方面，這些城市疫情比較穩定，不涉及疫情中高風險區，受“就地過年”政策影響較小，另一方面，這些城市產業相對低端，城市粘性相對較低。此外，受人口基數較大、流動人口比重更高的影響，廣州、深圳等城市就地過年比重也較低，也不足40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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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杭州、寧波、南京、蘇州等長三角城市粘性更強

      樓市潛力更佳

??綜上，受“就地過年”政策的影響，2021年春節前后人口遷徙規模較2019年農歷同期大幅減少，尤其是一二線城市，就地過年的比重高達46%。除那些因為零星病例散發的石家莊、北京等城市，“就地過年”比重比較高的就屬杭州、寧波、南京和蘇州等長三角城市了。

??大量的人口增加，尤其是杭州、寧波等年輕的高學歷人口紛紛落戶，這類人群很快面臨著結婚安家，一方面本身的收入水平相對較高，另一方面家庭對于其購房也給予較好的經濟支持，這無疑對城市的“剛需”市場構成強大的支撐，需求轉化率也會大大提升，這類城市的粘性更強，總的來看樓市長期發展無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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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?四城之中除了蘇州之外，其余三城2020年商品住宅成交規模均有顯著提升，尤其是寧波，2020年商品住宅成交規模高達1629萬平方米，同比2019年漲幅高達18%，創下了歷史新高。這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寧波近些年常住人口的產業升級，其帶來了大量的新增就業需求，助力大批人才前往寧波安居就業。據政府公布數據，2019年寧波博士后工作站新設數量28家、授牌數量30家，分別占全省總數的20.5%和25.2%，均居全省第一，首次超越杭州；目前，寧波68家產業技術研究院已集聚各類人才3萬多名，2018年和2019年引進兩院院士等頂尖人才數量達到17人，全市人才凈流入率在2019年居全國城市第二位，制造業人才凈流入率更是高居全國各城市第一位。基于其良好的人口吸納能力、購房需求上自然無需擔憂，加之其經濟增長勢頭良好，購買力有進一步提升的潛力，樓市長期規模可以保證。

       此外，北京、上海等城市受零星病例散發的影響，“就地過年”比重處于較高水平。考慮到兩城分別是我國的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，高學歷、高素質人才相對較多，即使未有疫情散發的影響，兩城的“就地過年”比重也處于較高位，城市粘性也大概率高于杭州、寧波等城市，商品房市場、尤其是剛需產品依舊將長期處于供不應求的局面。